懲治網暴“怪獸”，已經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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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我們沒有辦法叫醒那些混沌的施暴者

　　但我們可以讓自己不成為下一個施暴者

　　網絡暴力及其帶來的危害，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據媒體統計，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有20余名代表委員就整治網絡暴力、營造良好網絡生態提出議案、提案、建議或通過媒體報道發聲。今年的“兩高”工作報告也數次提及整治網絡暴力。

　　近年來，網絡暴力事件頻發，其產生的惡劣影響也在擴大。網絡上的人身攻擊和其演變形成的輿論壓迫，已經造成了諸多無法挽回的悲劇。去年初“尋親男孩”劉學州遭遇網暴后自殺，今年2月“粉發女孩”鄭靈華也因網暴而抑郁自殺……這些悲劇事件中的受害人，因為一些契機（往往是極為私人的事情）猝不及防地卷入輿論旋渦，莫名成為互聯網里的“隱形人”聲討的對象，狂轟濫炸之下處于暴風眼中的受害者很難全身而退，往往遭受身心雙重“暴擊”。預防網暴的措施缺位，加之遭遇網暴后維權困難，受害者可能會遭受二次傷害。

　　如何根治網絡暴力，已成為全社會迫切需要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網暴為何屢治難止

　　網絡暴力一直是網絡治理的堵點與難點，因為網絡暴力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在網絡世界中，人人都有“麥克風”，施暴者躲在陰暗角落，無所顧忌地發表言論，將鍵盤作為“利刃”攻擊別人。網暴對公眾人身權利造成的實質性傷害，已經遠遠超出了網絡輿論的邊界。

　　現實中，網絡暴力的發生沒有規律和端倪，這也是網絡暴力屢治難止的原因之一。其往往是不分對象、沒有標準、無差別和毫無邏輯的，網民們對某些人或事沒有來由的不滿和憤恨，才是網暴最大的惡意。有些網絡暴力僅僅是因受害人發了一張日常的照片，說了一段隨意的話語，就被施暴者當成自己的“情緒廁所”，肆無忌憚地發泄一通后，他們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近年來，網絡暴力發起的角度越來越刁鉆、手段越來越豐富、形式越來越多樣化，有些時候，甚至根本無法從一些網絡暴力行為中看到正常的邏輯。它的開始可能有理由，也可能沒有理由；可能瞄準你，也可能瞄準其他任何人。

　　網暴受害人在事后訴諸法律渠道維權，收集證據、向平臺投訴舉報、立案起訴施暴者、等待判決的過程十分漫長，維權成本又很高昂，絕望之中的他們往往等不及正義的到來，就已瀕臨崩潰。

　　網絡暴力維權所面對的首要困難是“取證難”。雖然《刑法》針對網絡暴力的罪名有侮辱罪、誹謗罪等。但這些都是自訴罪名，受害人想尋求警方介入非常困難。2020年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事件之所以取得較好的結果，是因為輿論的發酵以及檢察院的介入，將該案從自訴案件轉為了公訴案件。現實中，網絡暴力案件轉為公訴是極少的，當受害人無法從刑事角度獲取幫助時，就只能寄希望于通過民事訴訟來維護權利，可他們同樣很難靠自己的力量找到互聯網賬號背后的人，通常只能靠起訴網絡平臺要求后者提供網暴者的身份信息、或者申請法院調查令調取身份信息，這個過程不僅較為漫長，而且受害人極有可能遭受到二次傷害。

　　雖然中國有要求網絡用戶實名登記的相關規定，但現實中登記流于形式，平臺無法確認登記的信息是否是網民本人的真實信息；而且，相關信息作為個人隱私，除非經公安或司法機關的許可，一般人員無法調取到賬號使用人的真實信息，這就導致發生網絡暴力行為時，受害人無法立即獲取施暴者的真實信息，進而很難保存相關證據，在權利救濟上對受害一方有失公平。

　　加之網絡瞬息萬變，網暴維權之路阻且漫長，憑一己之力通常很難短時間固定證據，在這一過程中，施暴者可能為了逃避承擔責任，對之前轉發的信息做出修改、刪除等行為，證據往往尚未被固定即遭損毀。

　　近年來國家層面一直在推動網絡實名化的進程，出臺了更多細化的規則，但由于中國網民數量眾多、監管部門職能交叉錯位等原因，網絡監管執法、取證等仍然效率低下，客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縱了網絡暴力行為的泛濫成災。

　　與取證難相伴而生的，是維權成本的居高不下。要知道，網絡暴力受害者面對的不僅是無數難以定位的施暴者，還有一群為博取流量謀利的有組織、有規模的營銷賬號。這些傳播網絡暴力言論的賬號，在事件發酵期，相關帖子和評論每天都以指數級的數量增長，僅憑受害人的個人力量根本無法應對來勢洶洶的網暴浪潮，如果要對這些網絡暴力言論進行取證，更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

　　此外，網絡暴力還面臨著“投訴難”的問題。我查詢各網絡平臺后發現，不少平臺的投訴入口十分難找，還有的平臺投訴規則很繁瑣，更有些平臺投訴審核很難通過，這些都會讓受害人“疲于奔命”。

　　治理網暴，法律能做什么

　　中國雖然在民事、行政和刑事法律框架下均有針對網絡暴力的相關規定，但是這些規定散見于民事、行政、刑事等領域多部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及司法解釋中，存在立法表述模糊、懲罰力度輕微、缺乏有效銜接等現實問題。這使得治理網絡暴力時，法律僅停留在基本邏輯框架上，缺乏對網絡暴力的具體屬性定義和責任追究規范，無法有效遏制猖獗的網暴。

　　“民有所呼，法有所應”，法律雖然具有滯后性，但是立法活動應該最大程度地根據社會變化做出及時的跟進。我認為，完善中國網暴治理相關立法，應從程序法層面與實體法層面“雙管齊下”，兩者協同配合。同時，也要對未成年人、婦女、老年人這類群體在遭受網絡暴力時予以重點關照和特殊保護，使得立法整體上兼具體系性和針對性。

　　在網絡暴力治理的程序法層面，現行的《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民事訴訟的原告在起訴時必須要確定被告的身份等相關信息，而在網絡空間中，網民在轉發信息的時候通常會隱匿自己的真實姓名，用昵稱或網名代替，這就使得受害人通過民事途徑維護權益時，不得不先起訴平臺或者申請法院調查令的方式來獲取施暴者的具體身份信息，再將施暴者另行起訴至人民法院，這種做法極大地拉長了訴訟維權的流程和成本。

　　所以，司法機關應不斷優化網暴案件的溯源取證規則，方便和規范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案件中電子數據的取證工作，加強與網絡平臺的數據對接工作，讓受害人少受程序的制約，可以便捷地取證、維權和訴訟。同時，要進一步完善人格權侵害行為禁令制度，因遭受網絡暴力，人格權受到緊迫侵害的當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人格權禁令，及時制止網絡暴力對其合法權益的損害。

　　此外，還應完善制度，疏通網暴類案件自訴轉公訴、行政轉刑事的明確路徑，擴大網絡侮辱、誹謗犯罪的公訴范圍，在特定情況下規定其為公訴犯罪，由公安機關行使侮辱、誹謗罪的偵查權，由檢察機關向法院提起公訴，借助公權力幫助受害人及時維權。關于這一點，完全可以參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條關于不明拋擲物、墜落物致害責任的規定，該法條一舉解決了十多年來多方扯皮的高空拋物難題，保護了公眾“頭頂上的安全”。

　　在網絡暴力治理的實體法層面，應當結合中國國情，推進制度建設和專項立法，創新司法治理，利用技術手段加強預警識別和應急處理機制。短期來看，需要完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統籌健全刑法、行政法、民法及其相應的訴訟法中“反網絡暴力”法律條款，以及建立《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的“網絡暴力防治”專章，形成預防懲治網絡暴力的完整法律體系。必要時，還可以嚴密刑事法網并提高個罪的法定刑，在侮辱、誹謗罪中增加“情節特別嚴重”的量刑檔次，配置“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升檔法定刑，提高法律的威懾力。

　　從長遠看，可以參照《反家庭暴力法》《反電信網絡詐騙法》的立法經驗，通過制定統一的反網絡暴力法，對“網絡暴力”名詞進行詳細、充分的定義或解釋，規范反網絡暴力權力授予的形式、行使的程序和適用的范圍，同時根據網絡暴力行為的危害程度合理配置法律責任，理順不同類型法律責任之間的界限與聯系，并就預防和懲處網絡暴力等作出具體化、明確化、體系化的規定。用專項立法的方式堵上制度疏漏，完善打擊網絡暴力行為的司法體系，改變治理網絡暴力中的“強治標、弱治本”現象，明確各部門的監督職責，使對網絡空間的治理更具體系性，形成治理合力。

　　制止網暴，從你我做起

　　根除網絡暴力不是一時、一地、一家之事，提升網絡文明離不開億萬網民的自律和努力。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網絡暴力是一門消音的火炮，危害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大，看起來只是一句漫不經心的話，如果乘以巨大的基數，經過互聯網的發酵，就會變成滿懷惡意的炮彈，既傷害他人亦撕裂社會。

　　網絡戾氣升騰時，沒有一次網暴是無辜的，我們不能做雪崩時的雪花，也不能做冷眼旁觀的“烏合之眾”。面對網絡暴力，我們不僅不能推波助瀾，更應摒棄以為受害人“抗壓能力差”“心理太脆弱”的錯誤認識，不做“沉默的大多數”，而應挺身而出對網暴說“不”！捍衛每一個無辜的受害人。

　　只有當溫情善意壓倒惡言惡語，受害人才能感受到溫暖與支持，消除無力感、孤獨感，從而才會有堅強面對暴力傷害的可能。

　　也許，我們沒有辦法叫醒那些混沌的施暴者，但我們可以讓自己不成為下一個施暴者。我們每個人都身處網絡空間之中，誰也無法獨善其身，誰又能保證，你和我，不會成為下一個受害人呢？

　　（作者系北京京師（合肥）律師事務所主任）

　　作者：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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